2019年底的一个早上，我去大埔银行办事。车开到大埔中心就开始拥堵。路边有高中生身形的黑衣蒙面人在结对掘砖，川流不息的路人们有老人家也有抱着孩子的父母，匆匆经过低着头也绝不敢停留。路中间的隔栏已经全部被拆去做了某次示威的路障。十字路口交通灯被打烂失灵，双层大巴、绿色小巴和私家车挤作一团。好不容易从缝隙中穿行出来，已经比预定时间迟了一个小时。我匆匆穿过马路。

以前常来的银行已经看不到招牌，门前竖起了高高的木板，中间留作一个小门供人出入。隔壁的美心、东海堂和其他几家中资银行也是木板护身看不见招牌，若不是熟客和街坊是决然猜不出是什么店铺；但出入的顾客依旧不断，倔强的人流甚至比以往还多，生意还在顽强地做下去。走进银行，门口依然是满头白发的保安大叔，但表情比以前严肃了很多。原本放在大堂中的电脑已经全部搬去了后台，接待我的银行职员招呼我坐下让我等候，然后拿着材料去后台处理。秋日灿烂的阳光从木板间的小门中照进一束来。

打开手机看新闻。港岛交警开枪击伤了两名示威者。马鞍山有黑衣人泼了一位中年人一身汽油然后点着了。尖沙咀一个日本游客被当做内地人打得头破血流。各种渠道传来的视频都像是大片电影里的特技。微信上面是各个大学内地生撤离的消息和深圳各方的援助通告，facebook也有本地人的转发然后配以嘲讽内地假新闻的文字。中文大学也“建国”了，科学园下班常走的桥上竖着“CU入境”的标志和手持利器英勇威武的蒙面黑衣人，颇像是吃鸡游戏的封面。微信自然是上一面倒的嘲讽，facebook上依旧是各种点赞的“用血肉阻挡催泪弹和橡皮子弹的前线勇武手足”和“永不割席”。曾经科大教过的本地本科生们正在热烈讨论如何争取时机让美国通过香港民主法案，认为香港的处境“只能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压力解决”。和香港本地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们会说有200万香港人出来抗议“送中”法例，香港人不怕因为香港人都是吓大的。

从大埔出来，又进入纹丝不动的车流。堵了整整一个小时后终于疏通，原来是被那些掘出的砖头堵了路。天桥上站满了围观的人，都是高中生乃至初中生身形。我赶紧给太太发微信说一切安全放心。

那天晚上和我港科大的导师司徒老师吃饭聊天。他瘦了很多，但精神十足。我说您觉得新加坡怎么样，司徒说，挺好的，但是太闷了。

我第一次来香港是2007年的秋天，作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二年级的学生来香港科技大学交流一个学期。港科大的校园傍山靠海，与燕园古色古香的院子相比又是另一份现代感的壮美。

香港消费比北京校园高出很多。我犹记得当时港科大的两送饭是18元一份，对习惯了北大食堂三四块钱吃饱的我来说是咋舌的高价了。作为一个穷学生的我在宿舍屯了很多的泡面和饼干，然后每天只去食堂正经吃一顿午饭。很多人说我上大学以后瘦了不少，香港这段经历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港科大的本科教育仅就物理而言要比北大简单很多，很多内容甚至都是内地高中时就学习过了的，以致我在港科大要选读几门研究生的课程才觉得合胃口。

我在此时认识了司徒教授，他后来成为了我研究生的导师。当时跟着他做了一些本科生科研项目，大开眼界。北大的本科生科研大部分还是与理论和实验物理相关，而我当时在港科物理系的研究却是基因算法和复杂网络及其在生物、金融乃至社会学中的应用。司徒本身又是一个为人潇洒又喜欢周游世界体验人生的性格，一头卷卷的长发，常年穿着一件满身是兜的军绿色马甲，形象颇似电影导演。他曾经带着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去兰桂坊过鬼节，去酒吧看肚皮舞，还带我们去过广西探访过他资助的贫困学生。所有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之后的人生道路。

这之后的几次寒假暑假，我都会以助理研究的身份被司徒教授返聘回港科大做科研，也有幸与几个师兄师姐做出了一些成果。那时助研一个月的工资是8500港币，而我北大的食宿一年也不过几千元，所以基本本科四年自己的开销都用假期这几个月的薪水来自给自足了。

2010年本科毕业，我投奔港科大司徒教授继续攻读研究型硕士学位。这两年写了很多代码，跑了不少模拟，也发表了一些成果。我同时也要做助教的工作，因为本科课程比较简单，第二年直接挑战去做研究生课程（统计力学）的助教，还被学生评得了最佳助教奖。司徒开设的课程叫做“信息物理学”，非常有意思，讲解了很多信息学乃至金融学的知识，最后的大作业是写代码用历史股市数据跑自己的交易策略。整个课程中间的测试都是用在线系统，题目中的参数是随机生成，背后有算法算出正确答案再和学生提交的答案做比对，这套系统现在看来都可以算是类似Coursera这种MOOC的鼻祖了。

毕业后我留在香港工作，前前后后换过四份工，从葵涌工业大厦、沙田科学园实验室、鰂鱼涌写字楼、数码港办公室一直到湾仔俯视维港的高楼，也算是一路体验过不同地方不同阶层不同背景香港人的生活。而自己的住所一直在西贡区附近，只是因为离港科大校园近，闲时可以去图书馆自习或游泳池游泳。

2020年2月，在香港浮浮沉沉十年以后，我和家人一起坐飞机离开香港来到了新加坡。因为疫情，整架新加坡航空的飞机只有包括我们的几个人而已，大部分座位空置着，更显寂寥。

2020年3月，司徒老师于香港仙逝。

有一天太太突然跟我说，好想吃香港的早茶呀。我于是叫外卖，点了一大桌点心。打开电视不自觉换到TVB的新闻，是粤语在播报新闻。虾饺、烧麦、凤爪排骨、叉烧肠粉，开心地吃着吃着，心里却逐渐惆怅起来。

我常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城墙下长大的西安人，但我在西安生活的少年时期也不过十几年。香港，有我整整十年的记忆；在这里求学、工作，娶妻生子，挣扎奋斗，直到成家立业，进入而立之年。现在终于还是搬来一个新的国度，一切重新开始。

十年港漂，不说再见。听见粤语依然是莫名的亲切，也常想念香港那些山那片海。也许漂了十年，也终于有些许根须扎进了那座城市。来日方长！愿东方明珠，一切安好。